热点资讯如何股票加杠杆 科研人“高考放榜”，项目中标率迎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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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基金委规定面上项目实行“申二停一”，也就是说，如果连续两年申请项目未中，需停一年才能继续申请。但这一规定在2024年取消。这一变化，直接带来了项目申请量的大幅增长。
没有人真正有时间去仔细阅读申请书，“由读整本申请书变成只读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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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记者 魏翠翠
南方周末实习生 邓蔚楠
责任编辑｜钱炜
打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下称“基金委”）的官网查询之前，周鸿已从学院的微信群得知2024年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的结果：资助名单里依然没有他，和前四次一样。失落之外，周鸿心里也升起对未来的隐忧。
1986年2月14日，为推动科技体制改革，在中国科学院89位院士的倡议下，借鉴国际经验，成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此后近四十年来，基金委所支持的17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下称“国自然项目”），已成为支持中国基础研究的最主要力量之一。
也因此，国自然项目资助结果的公布，被学术界戏称为“科研人高考放榜”。2024年8月23日，基金委“发榜”后，许多高校与科研院所纷纷发布“喜报”，从拿到项目老师的姓名，到学校拿到各类项目的总数都一一罗列。大红色的海报，折射出各家对国自然项目的重视。
2024年国自然项目榜单的两个数据引发了业界强烈关注：面上项目资助率由2023年的16.99%降至2024年的11.66%，是198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下称“青基项目”）资助率则由17.04%降至15.54%。资助率降低，意味着项目申请的竞争愈加激烈。
所谓面上项目，即覆盖的研究领域较为广泛，一个项目的经费接近60万元。青基项目则在30万元左右。在国自然项目中，面上项目与青基项目面向最广大的青年科研人员，关注度也最高。以2023年的资助情况为例，基金委资助项目共有5.25万项，其中面上项目20321项，青基项目22879项，二者约占当年项目总数的82.3%。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长聘副教授张川川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竞争的激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科研水平的提升和高水平科研人才队伍的壮大”。但当前，在高校科研院所一些不尽合理的考核机制下，很多并不需要大量经费的项目，或经费已经相对充足的科研人员，也都在积极申请项目，这就导致一些亟需经费支持的学者，特别是一些年富力强但资历尚浅的青年学者，无法获得支持。
而2024年基金委的一项改革措施，进一步导致了这样的竞争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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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标意味着什么
2019年下半年入职南方一所985高校后，青年讲师周鸿在次年3月就开始申报基金委的青年基金。五年来，他写了三次申请书，依然颗粒无收。
之所以如此积极地申请，是因为申请到国家级项目是周鸿聘期内的重要考核指标之一。简而言之，这与他们的职称晋升绑定——新入职的讲师或助理教授，往往只有拿到青基项目才能评副教授，从副教授升教授则需要两个面上项目。
除了基金委项目，科研人员还可申请省部级项目和企业项目，但这些项目多侧重于应用研究。东部一所211高校化工学院的青年教师张诚曾申请过省级基金项目，在很多情况下，对方都不提供具体评审意见，仅给出最终评审结果。
因此，在国内当前的科研资助体系里，基金委的项目对于大多数青年科研人员来说意义重大。
周鸿在2022年凭借一个省部级项目成功升至副教授，“这个项目的经费有40万，比青基项目还要多一点”。而对绝大多数青年老师来说，拿到国家级项目是晋升的唯一渠道。
但周鸿的一位同事就没有他这般幸运了。由于连续数年没有申到青基项目，2024年是他“非升即走”考核的最后一年，这意味着同事即将无法通过考核，只能另寻出路。
周鸿说，这位同事的背景其实很不错，硕士在北大，博士在海外名校。周鸿常常听到他说，“三十多岁的人了，天天在家里哭，没办法，压力太大了”。
张诚在2018年入职，此后申请五次青基项目，但一无所获。今年，他的年龄已经超过35岁，失去青基申请资格，只能转而申请面上项目，依然铩羽而归。他的一位同事则因缺少国家级项目而未通过考核，不得不辞职。
张诚的强项在论文。2021年考核时，他虽然没有国家级项目，所幸手中有省级项目且论文发表成绩突出，最终得以通过考核。
但仅有论文是不够的。张诚如今手握七十多篇SCI论文，大多都是1区和2区，其中四十多篇是一作或通讯，他借此转入长聘轨道（即相当于终身教职），但国家级项目的缺失依然是隐痛。“过两年评教授肯定还是需要国家级项目，我手头的省级项目马上结题，没有新的项目，就没有经费，招生也会受影响，不知道未来科研该如何延续”。
项目情况不仅关乎青年教师能否留下，也关乎后续的生存。
研究需要投入，只有拿到经费，实验室才能运转，学生才能获得更多补贴，研究才得以持续。周鸿解释，在他们学校，实验室的水电费也需老师自己缴纳。
周鸿手上的省部级项目目前还能维持实验室的运行，但他依然很焦虑，“如果一直申请不到，我就只能原地踏步。”他说，对于学术圈的人而言，如果拿不到国自然的项目基金，那这辈子顶多就是副教授。
项目可以为学校带来实际的显性收益。张诚介绍，老师拿到项目后，国家将经费拨给学校科研处，他们再将经费发放到相关负责人的科研账户中，每一笔支出需经过科研处审核，而学校在此过程中也会收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
更为重要的是，同济大学教育评估中心主任樊秀娣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学校之间和学科之间都会比较国家级项目的获得情况，因为这个指标可量化，且相对权威。比如，在双一流评估中，学校会将科研业绩写入自评报告，国家级项目获得情况自然是重中之重。
张诚也表示，就论文而言，现在除非是发表在顶刊，如果仅发在一区二区的期刊，对学校排名的贡献并不大。但国家级项目的稀缺性远远高于论文。他以自己所在高校举例，全校每年能发几千篇论文，但国家级项目总数只有三百多个。“这在211高校中已排在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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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激增的原因
今年资助率的降低，并非因为资助项目的绝对数量下降，而是由于项目申请量这个分母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中标项目这个分子的增速。
原因在于，此前，基金委规定面上项目“申二停一”，也就是说，如果连续两年申请项目未中，需要停一年才能继续申请。但这一规定在2024年取消。这一变化，直接带来了项目申请量的大幅增长。2024年，基金委接收到的项目申请总量为38.3万个，比2023年增加6.5万项，涨幅达26%。
“申二停一”规定的出台，有其当时的背景。
近些年，各高校与科研院所都把国自然项目当作对科研人员的主要考核指标。“在个别医院，只要申报，就给申请人500元奖励”，国内科技界一位熟悉基金委运行情况的资深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导致大量没有任何研究基础或研究意愿的人也来申请，其中不乏部分申请者只是为了完成领导的要求。
2011年，基金委的项目申请总量为14.7万项，比2010年的11.5万项多了3.2万项。为遏制申请激增的势头，这一年，基金委决定，将面上项目的资助年限由3年延长为4年。
据前述科技界资深人士回忆，为进一步遏制项目申请增长过快的现象，基金委还做过国际评估和调研，专家商讨后有几种方案，比如一年多次评审，将项目资助分批次进行；或限制每个单位的申请量，第二年申请量增加比率不能超过5%，但均被否决。原因在于，一方面，专家的评审工作量过于庞大，一年一次已是极限；另一方面，如果限制申请量，可能会使得单位行政对申请的干扰度过高，申请者可能集中于资深科学家，不利于鼓励年轻人。
最终，在2014年，基金委针对面上项目出台了“申二停一”的策略。效果也很明显，2014-2017年间，申请总量年均只增加了1万多项。但2018年后，随着中国科研人员数量的快速增加，“申二停一”的效果逐渐减弱。2018年后，每年大约增加2万多项，申请总量在2023年达到31.8万项。
“‘申二停一’政策在2024年被取消，初衷是让更多人获得申报机会。”前述科技界资深人士解释。但另一方面，资助经费却并没有增长，反而在降低——根据基金委公开信息，面上项目的总经费已经从2020年的111.3亿元降至2023年的100.5亿元，平均下来，每个项目的资助额度从57.4万元降至49.5万元。
青基项目申请量的增速在2024年也有所提高。2024年青基项目的申请量为14.9万项，比2023年增加约1.5万项，而2021-2023年的年均增加量约为0.6万项。这背后也与35岁以下青年科研工作者人数的增加相关。
2018年11月5日，“科学”号科考船完成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2018年西太平洋开放共享航次”科考任务返回青岛母港。（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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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项目过多带来的挑战
取消“申二停一”后，项目申请的总量增加了，但评审专家人数并没有显著增加。每个学科有多少评审组，每个评审组有多少人，基本都是固定的。
评审包括函评和会评。张川川介绍，函评通常由往年获得资助的学者担任评委，由评委按学科与方向从中挑出一定比例的申请书进入会评环节。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会评专家主要是来自各高校和研究所的知名教授，个别学科也会有院士参加评审。
以工程与材料科学部为例，2017年评审面上项目、青年基金项目等七个项目的专家数量为241人，2023年评审面上项目、青年基金项目和地区基金项目的专家数量为269人。6年间，评审专家人数虽有所增长，但涨幅不大。
前述科技界资深人士表示，在项目总量较少的情况下，评审专家稍微用点心就能发现项目的亮点，还能与项目申请专家展开交流。随着申请量的大幅增加，每位专家需要评审的申请书数量随之增加，留给他们的评审时间也就有限。
他以会评环节举例，比如300份申请书，30个人来评，每位专家主审10份。专家们在会评时，留给每份申请书的时间仅有一两分钟，便只能是打分汇总，再根据分数排序决定资助情况。
他指出，目前最大的困难是项目数量太多，没有人真正有时间去仔细阅读申请书，“由读整本申请书变成只读摘要”。
2023年，基金委医学科学部研究员汪虎军等人发表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函评专家指派现状及其分析》一文指出，由于受理项目的快速增长，以及管理者依赖熟悉专家的倾向，评审专家需要在短期内完成大量同行评议工作，工作强度远远超过国际同行的水平。2020年和20201年，被指派评审15项以上项目的函评专家分别占总数的60%和35.21%。
当项目申请总量大大增加，评审专家疲于应付之时，“关系”的作用就更加为人关注。2022年，时任基金委机关党委纪检办公室副主任的倪善强发表《科学基金系统性改革以来深入推进廉政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回顾与展望》一文，其中的调查数据显示，2018-2022年间，评审专家在项目评审中，被“打过招呼”的比例超过七成。
基金委也在不遗余力地遏制“打招呼”的行为。基金委在2023年5月发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请托行为禁止清单》，并在2024年4月通报了今年第一批次不端行为，其中有两个案例涉及“打招呼”。
通报显示，北京建筑大学教授季节在2023年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等形式为自己申请的重点项目（未获资助）向多位潜在的评审专家请托。他在2022年时还组织会议，安排有关人员收集可能的评审专家信息。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杨立军在2022年和2023年连续两年申请国自然重点项目（均未获资助）过程中，通过发送邮件等方式向多位潜在的评审专家请托。
基金委取消二人在三年内的申请资格，同时，取消季节在五年内的评审资格。
“即使做到这些，也难以从根本上杜绝‘打招呼’。”前述科技界资深人士直言，但他也强调，即便如此，在国内的科研资助体系中，基金委的项目评选也依然是在公平公正方面做得相对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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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率达到多少才合适？
平安证券发布研究报告称，截止2024年7月4日，全球有88款放射性新药获批上市，仅有18款用于治疗。
申请项目量过大，专家审不过来，由此带来的是对评审质量的挑战。
前述科技界资深人士指出，当面上项目的资助率降至11%后，通过评审程序挑出质量为前11%的难度就非常高，评审的平均质量在下降，评审判断的错误率在增加，“可能会有大量误判，并进一步加剧内卷”。
周鸿就和同事们质疑过评审的公平性权威性。他的申请书前两年遇到过“牛头不对马嘴”的评语，比如“研究团队不够壮大”，但他本身仅是一位青年科研工作者；还有“前期研究不够深入”，而他前期已发表19篇论文。
资助率逐年降低，周鸿认为影响的是“三无人员”，即像他这样无背景、无人脉、无大团队的青年科研工作者，“三无人员只能靠运气”。
在全世界范围内，资助率是一个重要指标。“一般维持在25%比较合适。”上述专家指出，过高容易降低项目质量，过低会导致竞争过度，评审出的项目质量也会有一定损耗。
以中国面上项目历年资助情况来看，1986年最初的资助率是29%，1987-2018年间的资助率在16.5%-26.93%之间波动，近五年则稳定在17%-19%之间。
美国自然科学基金官网数据显示，资助率从2013年的22%稳步提高到2022年的28%。
关于基金评审的相关问题，南方周末记者在9月2日致电基金委，他们婉拒了采访。
上述科技界资深人士认为，关于如何提高科研基金分配的科学性和公平性，如今还缺乏精细化的基于数据的政策设计研究。他建议，在项目申请量如此庞大的情况下，更为可行的方法可能是再成立一个类似基金委的机构，分流一部分项目，将其变成两个可控的机构，甚至二者间需要有竞争，否则仅有一家，缺乏参照。“最核心的还是资助体系如何建设”。
张川川则指出，高校与科研院所也需要改革对科研人员的考核标准。高校科研院所的评价体系，不应该简单地以是否获得国家课题或者获批课题经费的多寡论英雄，而应该以科研经费投入效率为目标，对科研经费投入做成本收益分析，争取以最小的科研经费投入实现最大的科研成果回报。
周鸿说，现在青基项目和面上项目的中标率太低，希望基金委能够多给年轻人一些机会。
（应受访者要求，周鸿、张诚为化名）